少海真是想过去揍她一个嘴巴子，但是，他既不敢也不能。因为，她是郑丽，是郑仕前的侄女。如果不是和她结婚，他张少海也到不了今天，他也不可能有资本去跟王英作对。他和郑丽，说到底，是夫妻，但不是朋友，不是爱人。

郑丽看见少海不吱声，知道又说到他的心里去了，为了缓和一下，就说：“好了，快去吃饭吧。”

吃完了饭，两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郑丽手里拿着遥控器，来回调台，少海觉得无聊，就来到书房，想玩电脑。

刚把电脑启动开，刘明义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

少海高兴地说：“是刘主任啊，我正想找你呢，你就打过来了。”

明义：“那是很巧合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”

少海：“你明天上午不出发吗？我想找你汇报个事情。”

明义：“嗯，我不出发，你过来就是了，我也正想找你呢。”

少海问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

明义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明天见面再说，在电话里一时也说不清楚。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明天一上班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，有些事我们聊一聊。这正好你也找我，那咱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是不是呀？”

少海连忙说：“那是，那是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那好，明天上午一上班，我就去找你。”

放下电话，少海心里犯起了嘀咕：刘主任找我有什么事？难道也是油品公司的事？是不是尚东跟他说了什么？他知道，刘明义和尚东是中专同学，他们俩关系一直很铁，当然，他也跟刘副主任关系不错，刘副主任原来是贸易办的办公室主任，是郑副主任临退岗之前向上边推荐的，对这一点明义是心存感激的。明义曾亲口对少海说：“对郑副主任的关心和支持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”平日里，他和明义也是称兄道弟的，关系很亲密。但是，他也明白，与他比起来，明义和尚东的关系更亲密一些。难道刘副主任找我，是想做说服工作？从电话里的语气来判断，明义是听到了什么，但是，他抱有什么样的态度，现在还摸不准，他当然希望刘明义能够支持他。至少，不反对他。这时，他想起了尚东今天下午对他说的话：“贸易办的领导们一定会反对你的这个做法的。”他又想起了尚东最后所说的那几句话：“我不想看着你这样下去，那样会毁了你的。我觉得，你是被别人当枪使了。”一想到这里，不知是怎么的，一股无名的烦躁充满了他的整个的身心。他根本就无心玩电脑了。他把电脑关了。他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是在决定是不是要争总经理这个位子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烦躁。

郑丽过来问问他：“想什么，怎么还不睡觉？都几点了，快睡吧。”

少海没好气地说“睡觉，睡觉，你就知道睡觉。要睡，你先睡吧。”

郑丽眼角一斜，说：“神经病。”就自个儿睡去了。

少海又打开电脑，进入“海城市信息港”聊天室，在这里，张少海已经变成了“泰山一棵松”。他俩眼盯着屏幕上滚动的男男女女的名字。一个“*少妇”进入了聊天室。

“泰山一棵松”给她发了信息：“做我的*女人吧，我好闷。”

不一会，“*少妇”回：“滚你的吧，流氓。”

他生气地骂了起来：“你个*人，给我我也不要，我有的是好女人，你个SB。”

对方说了句“神经病”就退出了聊天室。

一个“想爱的女人”进入聊天室，“泰山一棵松”给对方发：“我想给你爱，你要吗？”

对方回：“好啊，你怎么个给法。”

他回：“我想办了你。”

对方说：“疯子。”随即也退出了聊天室。

“泰山一棵松”气得不得了。用力地踩着啤酒瓶子，嘴里喊着：“我踩，我踩……”没有人理会他，感觉很无聊的“泰山一棵松”只好退出了聊天室。

“老邱学问好，人品好，全院人所共知。这样的同志，应当破格任用。别看我和老邱是同学，我多少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照顾他一点点。我们这个安排完全是从工作考虑，是从发现人才、使用人才的角度考虑。”

大家一致鼓掌通过。

老邱竟真的走马上任了。一开始还有人说：“看看，再清高的人也有功名利禄之心，给个处长，这不也高高兴兴地接着了？”

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事情有些蹊跷：老邱很少参加处级干部会议，也从来不以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安排任何餐饮活动，惟一的特权似乎就是获得了随意查阅所有馆藏图书的方便。每天一大早他就上班，整天整天地泡在各个书库里，如鱼得水。

袁枫既佩服老邱的气节，也对他怀揣着敬畏，所以在邱馆长面前，特别加着小心。趁着邱仪方朗声大笑的工夫，他先递过一支烟，取出抽屉里的打火机，恭恭敬敬地给邱仪方点上。邱仪方转身对董礼宾说：

“有人敬烟的滋味果然不错！就不知道是什么烟，得认真看看。听说过吗？‘茶，上茶，上好茶’！现在是‘烟，敬烟，敬好烟’！我得看看袁枫给我敬的什么烟！”

袁枫笑了：“没有好烟，您瞅瞅，只有院办招待客人的硬黄河。”

“老邱，你不要难为人，袁枫自己不抽烟，我比你先来，都没享受这个待遇，你凭什么挑三拣四！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急眼了不是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现任院长的同年，这要放到光绪年间，厉害！”

“你已经够厉害了，欺负人家年轻人！”

“哎，这又得考证考证了，我和袁枫谁厉害？袁枫手里握着堂堂河州学院的大印，结交往来，都是院里院外的官宦士族。我呢？最大的权力不过是掌管几本破书。如今的河州学院，连院长先生都不办借书证，遑论其余？袁枫，我说得不假吧？”

邱仪方转过身来问袁枫，袁枫的脸腾地一下热了。他真的没有借书证。算一算，起码有四五年没进过图书馆了。

老董叹了一口气，把话题扯回出版基金上来。

“老邱，不管怎样，设一个出版基金总是好事。”

“好事不好事，难说。”

邱仪方两只眼睛眨巴眨巴，吐出一个美丽的烟圈，看着它袅袅上升，然后慢慢消散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正在兴头上的老董有些恼火。

“这不明摆着？饥不择食，忙着上硕士点嘛，只要码起来的是字儿，管他说的是什么，统统出版，先凑个数再说。可惜呀可惜，又不知道有多少棵大树要毁于一旦！”

“不过，书稿还是要严格审查的。”老董不以为然。

“老兄，就怕到时候由不得你喽！”

“邱老师，您这次有没有著作？”袁枫恭恭敬敬地问。

“我吗？废话！”邱仪方又一阵哈哈大笑，“我是个环保主义者，绝对的环保主义！”

说着，他站起身来，冲着董礼宾一拱拳：

“老董，我代表全世界环保主义者拜托你了，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的时候，就靠你把关了，千万，千万！”

“你呀，你呀！”老董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上楼去了。

邱仪方笑着转过脸来，问袁枫：

“我那老同学哪里去了？”

袁枫一下子陷入窘境。张力行早就有过吩咐，如果邱仪方找他，就说他出去了。

袁枫正琢磨应当编个什么谎话，可是，他这边儿还没想好，邱仪方那边儿一串笑声又已经响起：

“算了，算了。袁枫，别编了，太费劲。你要是一天编十个瞎话，就不要想着当副院长了，还不如写小说去！写侦探小说！哈哈哈！”

袁枫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别人扒下了裤子，急着要解释。邱仪方摆摆手：

“袁枫啊，其实，学校里的事情，大家都很明白，什么硕士点，副院长等等，等等。这年头谁是傻瓜？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。你以为你比谁都高明的时候，你在大家心里，已经是个笨蛋，大大的笨蛋了！当然，我不是说你，别疑心，千万别疑心。”

所以，郭越吃完晚饭之后特意跑到打字室去上网，她想跟“那谁”好好聊一聊，讲讲自己的喜悦和感受，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还可以聊点儿别的，比如账户里那些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钱。但是“那谁”却好像很忙，一直都没有上线。

这时候郭越经过总结归纳发现“那谁”有个特点，就是只要郭越还在赚钱的时候，他就不会上线，而到了关键时刻，比如说卖出手中的股票，或者是买入沽权，他就会突然出现在郭越的QQ上，而且是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出现。但郭越总觉得“那谁”在高傲的背后还是很关心她的。要不然他怎么会把她手里的股票什么时候该卖、什么时候该买记得那么清楚？郭越想那也许是个口冷心热的人吧。

就这样郭越怀着一种幸福喜悦的心情上了床，并且在节奏单调的敲击声中很快就睡着了，好像那令别人心寒胆颤的敲击声对她只能起到催眠的作用似的。

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，郭越是整个操作室里脸色最好的一个，等到中午收盘的时候，郭越又变成了脸色最差的一个。

大盘好像如同张东旭预料的那样反弹了。郭越的化肥沽权低开在元，并且像只勤劳的蜜蜂一样上下翻飞不停地跳着8字舞，一直跳到午间收盘的时候，郭越也没有看出来它到底要飞往哪个方向。

生产科的其他女人们则是喜气扬扬，虽然她们脸上黑眼圈的色泽显得很浓郁，但她们毕竟挺过来了。今天早晨生产科的“科票”杭萧钢材低开在23元，确实吓了所有人一跳，但它慢慢地涨上来了。到了中午收盘的时候，刘秀萍已经开始赚钱了。

刘秀萍对着张东旭竖起大拇指说：“你真棒！”

张东旭故作深沉地拧着眉毛说：“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，慢慢看吧。”

等到下午收盘的时候，就是皆大欢喜了。

5月31日，大盘收了一个下影的阳线。杭萧钢材也做了一个低开高走的长阳收盘。收到，大家昨天买入的动作，今天都挣钱了。投机投对了路，生产科的人们都很高兴。郭越也很高兴，38008虽然跳了一上午的8字舞，但最后终于还是选择了向上，38008化肥沽权最高价元，收盘价元。虽然涨升的行情没有昨天壮烈，但是生产科的那些女人们赚到的那点儿升幅，连38008的零头都比不上。

郭越单位的人们又重新进入了一个死而复生的循环，他们又开始兴高采烈了。

自从水塔事件以后，人们的炒股活动公开化了。站长不在家，书记性格懦弱，单位里头又天天闹鬼，按照某位人士的原话是：“你如果不让我炒股，还让我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所以，郭越单位由一个国家行政事业管理单位，摇身变成了N个不同的炒股兴趣小组。这些不同的兴趣小组里头都有自己的权威，自己的拥趸，和自己的地盘。

林思凡赶紧说：“你听听钟书记，就这伶牙俐齿的，连你他都敢批评，还说我变着法子欺负他。”

钟润生还想说什么，徐树军对他说：“你听听这两个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钟书记你还是不介入为好。”

钟润生就说：“好，年轻人的事，我们不介入。”他环顾四周，“大家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我们就出发！”

慰问的车队直接开进马莲沟村，和村上的干部接上头以后，按事先拟好的名单，挨门逐户地进行慰问。他们上门的第一家，就是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、跪着给解放军送鸡蛋的那位孤老婆子。进了她的帐篷，钟润生拉着她的手，问她过年的年货准备了没有，有没有肉吃，帐篷里冷不冷，有没有人给挑水。地震发生以后，来这儿救灾的、慰问的、采访的，一拨儿一拨儿的，老太太见得多了，因此，见到这样的场合，也就处惊不变，自然得很。对钟书记的提问，老太太像背书似的，一一做了回答。在一旁的村主任江永鹏对她说：“这是市委的钟书记，是专门来看望你老人家的。”

钟润生转身扫了一眼大家，说“我们来给你老拜个早年，也没带多少东西，这是一点心意，”他说着从任之良手中接过一个信封袋，那里有两百块钱，递给老人，“年三十包顿饺子吃。”他说着拍拍江永鹏的胳膊，对老人说，“有什么困难你对他说，他会想办法解决的，他解决不了的，他会找乡上、县上甚至市上的。听清了吗，老人家？”

老人使劲儿点点头。

说话之间，任之良他们从车上卸下一袋大米、一袋面粉和一块猪肉，一起抬进老人的帐篷，老人眼里挂满了泪花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慰问的第二家，男主人五十开外，中等个儿，黑瘦黑瘦的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简直有点吓人。他两手筒在袖筒里，蹲在帐篷门前晒太阳。见有人来，他才吃力地站起来，深陷的双眼愣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人。江永鹏给他介绍了来人，钟润生伸出手要和他握，他也没有接，弯腰给大家鞠个躬，低声说谢谢、谢谢，眼睛里早已挂满了泪花。在一旁的女主人见状，赶忙让大家进帐篷，钟润生上前扶着男主人，一并进了帐篷，搀着他坐到炕上，拉着他的手，一时无语。

江永鹏介绍过，这位男子姓任，是任之良的堂哥，人称老三，患了肝癌，已经到了晚期。病在地震前就查出来了，只是没有钱住医院。病查出来以后，亲朋帮了点，政府救济点，去医院做做化疗，帮的、救济的那点钱花完了，只好蜗居在家，无望地消耗着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。

任老三生有三个孩子，老大是个女孩，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，闲居在家，其他两个辍学务农。一家五口，生活十分拮据。

任之良他们把慰问品扛入帐篷，钟润生说些安慰的话，要他打起精神，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。不料，任老三哇地一声哭了，弄得场面十分尴尬。

江永鹏劝道：“有啥委屈你说嘛，领导们都在这儿呢，你哭丧个啥嘛！”

任老三没在意江永鹏说什么，他唤过他的大女儿，对钟书记说：“我已经是棺材瓤子了，不指望啥了，也就不给领导添麻烦了。就这个丫头，好歹大学毕业了，自己没本事，到现在了也没个工作。领导们看我可怜，就帮她找个吃饭的路子，我死也好闭眼睛了。”

钟润生说：“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好好养病。这姑娘的事，我们尽力而为，好吗？”说着，钟润生叫徐树军往前挪了挪，对他说，“你先在你下属的那些单位给找个活，先解解这燃眉之急，往后慢慢再解决。”徐树军点头答应了。

任老三急忙拉过女儿，对她说：“赶快给钟爷爷磕头？”女儿在一旁流眼抹泪的，任老三说着自己就要跪下来。

钟润生赶忙扶住他，安慰道：“快别这样，快别这样，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”他说着，心头一酸，差点儿流下泪来。

女人重情。俞芳与何大福小学时的一段情谊，她竟始终抹不掉、甩不了。虽然已经嫁了人，可她常常后悔：要是嫁给何大福，一定比现在的丈夫好八辈子！

没有想到的是，何大福竟然调到了金箔厂当书记。这真是喜从天降，命里有缘。想到从此可以与他朝夕相处，她欣喜若狂。然而俞芳毕竟属于“大家闺秀”，很多想法都深藏心里，不愿对人说。即使对家里人、对厂里知己，她也装做若无其事。所以，何大福来了好多天，她也只是以正常姿态面对他。何大福碰到这么多磕磕绊绊的事，她心里早有所料；但她没料到的是，何大福如此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这么多矛盾。一方面她有些吃惊，另一方面也想到他应该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他是天才！在她眼里，何大福将来肯定会有出息！她认为只有他，才是自己一生最好的“伙伴”。所以，这一段时间，她阵阵窃喜，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“阳光”！

何大福处理老厂长踢碎玻璃这件事，俞芳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俞芳进金箔厂近二十年，全靠老厂长关照。老厂长把她当女儿，培养她、重用她，使她成了金箔厂财务科长。尽管她对老厂长的个性也看不惯，常常为他的脾气捏着一把汗。但是真要有人对老厂长不敬，她也受不了。这次何大福的一番话，正说到俞芳心坎上了，她无比兴奋。所以，当何大福吃过晚饭，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做学习笔记时，她便主动跑到办公室来与何大福谈心、倾诉心事。

“今天这件事，你处理得真漂亮。你的这番话，妙不可言，怎么想起来的？”俞芳端坐在何大福对面刘恒厂长的椅子上。

“这有什么想不起来的？本来就应该这样尊敬他嘛！”何大福并不觉得稀奇，因为他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。

“厂里职工说，老厂长这下给你征服了！”俞芳笑着说。

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老厂长都老了，脾气更加不易改掉了，说不定哪天他还会爆发。”何大福说。

“也难怪他，金箔厂折腾成这样子，他心里也烦。如今遇到你能理解他、尊敬他，说不定他就归顺了呢！”

俞芳果真说中了，后来二十年里，老厂长再也没有对何大福发过火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何大福附和着说。

他们俩越说越投机，越说情越浓。厂里的每件事、每个人，俞芳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。一晃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人谈兴正浓，毫无倦意。俞芳终于找到了精神依附和吐露心声的地方。何大福也终于找到了一个金箔厂的活“字典”。

“你们现在家庭关系好多了吧？”何大福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嫩小伙子了，他于70年代中期成了家，有了一个稳定和睦的家庭，爱人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，并且已有两个儿子，所以他对婚姻家庭之类的话题不再回避。

“更糟了！”说到这个话题，俞芳的脸刷地发白了，泪水也止不住从眼角往下流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何大福同情地问。

这一问，打开了俞芳的话匣子，她伤感地倾吐了近二十年的痛苦经历：自她嫁给那位迟副书记的弟弟后，两人性格脾气根本无法拢到一块儿，经常吵吵闹闹。开始只是关起门来吵闹，后来索性开门大闹。俞芳的丈夫是人来疯，谁要是出面拉架，他就越吵越凶。慢慢地亲戚朋友谁也不愿管了。他们夫妻结婚多年，没有小孩。因为一次手术事故，俞芳从此不能生育。她丈夫经常人前人后说：“养只鸡还能生蛋呢！养她有什么用？”自此，俞芳的苦楚既不能对家人说，也不能对外人倾诉，她只有一忍再忍。在家里，她几乎成了哑巴，无论丈夫怎么骂怎么打，她都一声不吭。